1949年,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与贺老总领导的十八兵团携手挺进大西南,接连解放了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地。在这几个西南省份中,四川的解放形势最为复杂。为了更好地进行管理和行政安排,上级将四川划分为川东、川西、川南、川北四个区域,并成立了四个行署来分别处理各地事务。
作为川南解放的重要力量,十八军的作用不可小觑。上级从十八军中抽调了大量干部进入地方工作,军长、政委、政治部主任等军级干部都面临着转业到地方的安排。这一变动的结果是,军长张国华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主任,政委谭冠三被指派为自贡市市委书记,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则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副主任。这样的安排看似不太符合常规,毕竟在军政架构中,政委的职务通常高于政治部主任。那么,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任命呢?
四川解放后,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战略胜利,但由于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,局势依然复杂,且地理幅员辽阔,人口众多,行政管理面临极大挑战。更何况,当时重庆依然隶属于四川的行政辖区。为了方便地方治理,上级决定将四川划分为四个行政区,相当于将四川分割成四个省来管理。川东行署驻北碚,川南行署则从自贡迁至泸州,川西行署驻成都,川北行署驻南充,四大行署均由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,执行各自区域内的行政职能。
展开剩余69%这些行署相当于省级政府。张国华担任川南行署主任,相当于省长,郭影秋则是副省长,而谭冠三的职务较低,只担任自贡市市委书记,地位较为平凡,似乎并没有政治部主任的职务高。因此,按照常规,谭冠三理应担任党委书记,但实际情况却是,由上级派遣了从东北来的资深干部李大章担任川南行署的第一书记,彭涛担任第二书记。
从资历上来看,谭冠三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。他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,并顺利转为党员,成为赤卫队的党代表。此后,他参与了湘南起义,进入了井冈山,开始从事文书工作,逐步在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中积累经验。在解放战争期间,他担任了豫皖苏军区分区的政委及地委书记,负责地方与军分区的联动。随着部队升格为野战军,谭冠三成为了十八军的政委,跟随部队南下,参与了解放中南和大西南的战斗。
郭影秋的资历虽然不如谭冠三深厚,但他是一名文化底蕴丰厚的干部。他曾在铜山师范学校、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和江苏教育学院接受教育,后从事教育工作,并积极参与地下工作。抗日战争时期,郭影秋坚持在苏鲁豫地区开辟根据地,主要从事地方工作,并在军队中担任了湖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和湖西专署专员等职务。解放战争时期,他曾担任中共济宁市委书记、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兼地委书记,并在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担任主任,兼任区党委敌工部长。1949年,他被调任为十八军政治部主任。
尽管谭冠三的资历在军事领域无可挑剔,郭影秋在文化和地方工作经验方面更加突出。新中国的建立需要具备能力、经验和文化素养的干部,同时也需要年轻的力量。或许正因如此,郭影秋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副主任,担负起了更为重要的行政职责。
然而,正当他们前往川南上任时,刘邓、贺老总发来电报通知,要求张国华、谭冠三等干部集合部队待命。此后,他们得知,十八军的干部并不会转业,而是被赋予新的任务,前往西藏执行任务。于是,张国华和谭冠三带领部队前往西藏,郭影秋和少数干部则按计划转业到地方工作。
西藏和平解放后,谭冠三被任命为西藏军区政委,并晋升为中将。而郭影秋则在1952年四大行署撤销后,调任云南省政府副主席,后来兼任省长及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。最终,郭影秋选择投身教育事业,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校长和人民大学副校长等职务,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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